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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许多年之后，当青春如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远去，回望自己的中学时代，才蓦然发觉，那一张张曾经肆意张扬青春的面孔，早被那一层又一层的尘埃，掩埋在岁月深处，几无可寻，几无可寻。本文讲述聂晓兰、王晶晶等几位“七零后”高中生的曲折故事，通过展现“七零后”这一承上启下的一代青年踉跄前行的一些足迹，力图于红尘中，铭刻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大变迁时代所对人生对生活的一些笑、一些泪。
一
中招通知书发下来了，我被录取在清丰六中。我的已被一中录取的好友张昆，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通知书，将嘴一撇：“嗤，六中，没戏！”
而已经复习了一个初三的我权衡再三，决定还是去六中报到。
漫野的牵牛花开得正灿。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紫色的小喇叭，挤在一起，凑在一块儿，或爬在草坡上，或绕在小树上，或攀在篱笆上……闹嚷嚷地将淡淡的香气四散开来，溢得每家院子里都好像过喜事似的。喜报传来，遍处的牵牛花开得不分美丑善恶，而同一草坡上滚爬又同一所乡中毕业的我们这些娃子，却从此似乎有了高低贵贱之别。
大红纸报张贴出来了，我被分在了八八九班。
入学第一周作文课。上课铃已打过五分钟了，我们的语文老师，那位自号 “载舟居士”的清瘦老头，仍透了老花镜慢慢翻检着他面前那摞作文本子。忽然，他很响亮地发出一声咳嗽，搞得满座皆惊——后排有几个男生的课外书，便哗啦哗啦地从膝盖上落了下来！
窗外，阴沉沉的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雨。雨点落在那些硕大的法桐叶上，随着忽小忽大的北风，有时清脆，有时浑浊。
“你们哪个是聂晓兰同学？”“载舟居士”突然大声道。那枚厚而小的老花镜已降在了大大的鼻头上。他瞪着圆圆的眼睛正朝我们“巡视”着。那一贯结着冰的脸上，正泛起一丝笑意。
一位扎着长长马尾辫、额头高高的的女生，慌慌张张地从我前面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说聂晓兰同学呀，你，能为大家朗读一下你的这篇作文不能？”语文老师冲她笑了一下，指了指手中的一本作文。聂晓兰愣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走到讲台边，从语文老师手中接过作文本，慢慢转过身，抬头惊慌地朝我们看了一下，脸霎时变得通红通红的。她低头犹豫了好一会儿，在语文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才轻轻地咳了咳嗓子，双手托起作文本，声音颤颤地朗读到：
“剪不断故乡的风，挥不去故乡的云，拂不去故乡的梦。我的家乡，位于豫北东部的黄沙滩，那是——”
聂晓兰顿了一下，再次低下头去，声音低低地读道：“那是，那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
“读的什么呀，声音这么小，简直还不如蚊子哼哼。”“真是，句子也不顺畅，还不如我打一个喷嚏好听……”我听到坐在我后面的几个男生开始了交头接耳。
或许是他们的议论启发了我，我突然也开始了愤愤然。
我愤愤然的原因，倒不是犯了与他们同样的红眼病，而是以为语文老师有些偏心眼儿。
我向来以为自己的作文是非常优秀的（现在看来，这应是一句颇为自负的孩子话）。这里有许多证据在：比如，我的作文在初中时，几乎每次作文课上都被老师当作范文读。而且初三时，在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上还拿过一等奖……
我自信才华出类拔萃。于是，再次写作文时，便格外地付出了许多脑汁儿。
果然，第二周作文评析课上，语文老师便第一个点到了我的名字。
然而，“载舟居士”难得一笑的夸奖尚在我的耳边萦绕，第三周的作文课上，他慢慢翻检了一遍那摞作文本后，抬起头——厚而小的眼镜依然降在大大的鼻头上，“我说聂晓兰同学呀——”
声音响亮而浑厚。
我吃了一吓，惊诧地望着坐在我前面的正低头走向讲台的聂晓兰。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加剧了我对聂晓兰的不满。
这件事是由班级黑板报引起的。本班的板报组“招兵买马”的时候，班里六十名同仁均发扬了谦虚的美德：没有任何人去报名。如是过了一个多星期，班主任李德诚老师便突然传下“口谕”：“凡是参加板报组的同学，均享有不用卫生值日的特殊待遇。”
于是，我就第一个毛遂自荐了去。
班主任很快拿来一盒彩笔，一把长尺，朝我桌上一放：“宏均同学，你，现在就是板报组的组长啦！”
第一期板报很快就出好了。教室后墙那快大黑板被我划分成了三个版块：左起第一个栏目为 “蓓蕾苑”，本期刊登的作品，是本班才女聂晓兰的抒情散文《青春畅想》；第二栏为“每周论坛”，本期推出的是《班纪新说》（这是我的“力作”）。《新说》除对本班部分男生上课时偷看武侠小说之类课外书现象，做了一番严厉批评外，还对部分女生诸如自习课上嗑瓜子、涂口红之类大发了一通牢骚；第三栏为“学习园地”……板报右下角，是用蓝色粉笔线圈成的一个醒目小方块，里面用楷体字工工整整地板书着：
编辑：阿均。板书：阿兵。美术：阿川。
不过，“创刊号”板报出好的次日，正当我们信心百倍地等待班主任“检阅”的时候，不想，却有一个坏消息传来。据本班消息灵通人士透漏，当天早读时，本班女生竟然集体到班主任那里告了我们一状，告状的理由是出板报的同学怎么净是男生呢，这太不公平。
李老师很快召开了一次专题班会。班会主题是“班级黑板报究竟该怎样办下去”。一节课下来，一片面红耳赤地争论中，本次班会讨论的结果是：男生们认为男生实力雄厚，而且事实也证明男生拥有办好黑板报的绝对实力；而女生们则忿忿然道：老师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男女平等吗？我们是中国的半边天，我们当然拥有办报的义务和——权利！
由于班主任向来特别认真地贯彻学校“严禁男女生过密交往”的相关规定，再加上受“载舟居士”一贯宣传的“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影响（很受我们尊敬的知识渊博的语文老师黄永民先生，一向对中学生恋爱深恶痛绝），本班现在正坚决执行男女生互不往来的“清规”。于是，在几经对我们男生晓以“大义”后，班主任最终采取了一个较为“中庸”的办法，以化解八八九班这场班级分裂危机：男生和女生各自成立一个板报组。每组一期，轮流板报。
当天，聂晓兰即被女生们一致推选为女报组的组长。
我很是疑心向班主任带头告我们状的即为聂晓兰。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从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语文成绩上同她比一比。
然而，期中考试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还是以两分之差而落在聂晓兰后面，排在了第二名。而更让我气馁的是，在本班各科综合成绩排行榜上，我只排在了第九名，而聂晓兰却稳稳地登上了状元的宝座。
二
“干吗唉声叹气的嘞？人啊，应该知足常乐才对。”一天，我的经常捧着一些古怪书本作陶醉状的同桌赵东阳，冲我慢条斯理道，“看我，排在第51名，就已经很知足了。正所谓祸福相傍，福祸相生。福即祸也，祸即福也……”
提及清丰六中，就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桌友。
因为，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不久，我的桌友赵东阳，即从那些印着古怪名字的书本《周易》之类的书堆里，笑眯眯地抬起头来，在八八九班开始了为别人占卜未来的营生。
赵东阳在本班现在已经拥有了两个绰号：一曰“赵四小姐”，一曰“赵半仙儿”。前者拜男生们所赐，后者为女生门所赏。男生们称他“赵四”，是因为他说起话来总扭扭怩怩的，言谈尽作女儿状，又因他在家排行老四，故曰“赵四小姐”；女生们称他“赵半仙儿”，是由于有几个女生曾偶尔偷偷请他看了手相，结果都眉开眼笑而归（我疑心我的同桌所采用的，是现今测命先生们几乎一概施用的“未来一律灿烂”的卜术）。又因其成天视成绩若无物的一副超脱状，故曰“赵半仙儿”。
他不爱数理化，也不喜欢同我们侃大山，更不喜欢参加一切课外活动，却独好看《周易》《文王八卦》与《梅花易数》之类的旧书。据我看来，他每天对着那些古而又怪的书嘟嘟囔囔作痴迷状，可以说几乎已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了。
至于赵东阳什么时候开始走火入魔，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易学可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嘞，并说他将来一定要加入中国易协，以做一番大事业，云云。
一天，他突然合上《梅花易数》，说凭他现在的参悟，一定会很准确地给我占上一卦：“你只需随手写一个汉字，我就能推出你将来的吉凶祸福。”
我犹豫了一会儿，就半信半疑地写下了一个“泰”字。那时侯，我正为要买一本《泰戈尔诗选》因囊中羞涩而犯愁呢。
赵东阳歪起脑袋将我写的“泰”字上下打量了一番，拿起钢笔在一张作业纸上慢慢地画了六行或连或中间断开的横线，又在这组横线的右边画了与前者差不多的六行横线，接着便向上翻起眼睛，不停地翕动着薄薄的嘴唇，低声嘟嘟囔囔了好一会儿。待这一切仪式进行完毕，他便伸出一根细而白的手指，点着右边的那组横线对我郑重地说道：“‘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见《周易》第五十九卦涣卦）。顺畅亨通，能顺利渡过大江大河……综合卦象来看，你的命好得很：今后，你不只一辈子一帆风顺，还能成为一个大人物嘞！”
我很高兴于自己能获得上天所赐予的一帆风顺的命运，不过，对于自己能“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未来，我尚不抱有过多乐观。因为自今上溯，我的父亲及祖父乃至曾祖父等等，都是贫而且苦的农民。而且自己又对从政、经商之类不甚有羡慕心，所以，我敢断定自己未来八成住不进那名人的豪宅。
我疑心赵东阳这参悟后的第一卦，所采用的仍是“未来一律灿烂”的卜数。抑或我的问卜心本来就掺进了想入非非的念头？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他占卜的准确性开始了彻底怀疑。
一星期后，本班男生宿舍即发生了一场我与本班“超级导弹”（捣蛋）王彪之间的斗殴事件。
发明“超级导弹”这一词组的是班主任。对于“超级导弹”们，李老师自有他的一套“反导”战术，而作为普通小百姓的我们，则在战术上表现得相当不够灵活，常常呆头呆脑地去和他们硬碰，很是自不量力。
在八八九班，家在城关霸气十足的王彪广有“信徒”。他们白天不但从不卫生值日，而且常常集体逃课；晚自习时则经常躲在宿舍里呼兄喊弟，吆五喝六。弄得宿舍里经常烟雾缭绕，酒气熏天。
“快点休息吧，都十点多啦！”一次，团支书兼宿舍长马志伟，在被窝里不耐烦地冲他们喊道。
上铺的床板吱扭了一声，有一个人恶作剧地探下大脑袋，冲马志伟挤了挤肿眼泡儿。
我偏不识泰山，从被窝里伸出手，将我头顶上方的开关绳一拉。“啪嗒”一声，电灯灭了。
几秒钟后，传来了王彪破锣一样又似乎带着梦呓般的叫声：“谁他妈的恁不给咱爷们儿面子？”
“你才‘他妈的’呢。姓王的，请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儿！”我忍不住愤怒，冲他大声地骂道。
“嘿，干吗恁跟咱爷们儿过不去——刘大编辑，刘大才子？”王彪“啪嗒”一下打着了打火机，他的眼珠在一晃一晃的昏黄火光中似乎闪着绿莹莹的光。
结果，我和王彪打了一架。到底我身单力薄，非膀阔腰圆熊一样壮实的王彪敌手。我只抓了一下他那张油腻腻的脸皮，即被他一把揪住衣领，拎小鸡似的仍出了宿舍……
不久，王彪便被学校勒令退了学。
三年后，我在县城北关再次遇见王彪时，他脚下正放了几袋小红豆，俨然一副小粮贩的模样。抬头看见我，他吃惊地站起来，踌躇了一下，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刘宏均。”
我犹豫了一下，也赶忙伸出了手。王彪使劲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真没想到离开六中之后，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最不应该失去的东西。并说他过去做错了许多事，深深有愧于许多同学，尤其对不起我。
我忙说其实我自己也有错，不能全怪他……
几句话之后，仇人变朋友。最后，他还答应去我们老家那里出高价收购一批小红豆呢。
虽然自从和王彪发生矛盾后，我一直对赵东阳的占卜不甚感兴趣，但他的“卦摊儿”前，还是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连一向对赵东阳斜着眼睛的本班许多男生，此时也纷纷伸出手掌，或拈笔写下一字，或自报生辰八字，开始 “垂询”于我的桌友了。
不过，对他的占卜最为虔诚的，还应数本班的一些女生。例如，有一次，一位身材小巧扎了一条长长麻花辫的女生，自报了生辰八字，羞羞答答地请他推算一下自己未来的婚姻情况。当赵东阳歪起头思忖了一会儿，便连连拨愣脑袋道：“不好，很不好。你是克夫命，而且，我看——你要克死掉两个老公！……”时，那位女生的脸色霎时变得刷白刷白的。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木木地立了好一会儿，接着红了眼圈，将鼻子抽了几抽，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呜呜地哭了起来。那一场为自己未来婚姻不济、命途多舛而痛彻心扉地嚎啕，一时间引得邻班许多同学纷纷朝八八九班伸头探脑：“——八八九班又打架啦！”
“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谁欺负你了，吴海燕同学？”得知消息的李德诚老师，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
赵东阳先生能为别人预测未来命运的事，声播班外，誉满六中，从此引得邻班甚至高年级的许多“善男信女”纷至沓来。八八九班庙小菩萨大，一时间成了众所神往之地。
朝降蓬莱阁，暮临神仙府。赵东阳是也。
三
我与赵东阳同桌不同路。他沉醉于对周易的研究，我照常办我的黑板报。
起风了，窗前那些比巴掌还大，周围有许多山尖似的凸起、形状火炬一样的黄黄的法桐叶，开始一片又一片地翻卷着飘落了。
时间就这么匆匆地过，转眼已是几个月过去。
春来了，窗前那排法桐树又开始抽出小小的鹅黄色嫩芽了。融融春意中，校园里也渐渐热闹起来了。篮球场上，一大群男生正乱哄哄地跑着，跳着。突然，其中一个小个子不小心被一个又高又壮的男生撞倒了，只见他在地上敏捷地翻了一个筋头，又翻身作鲤鱼打挺状麻利地跳了起来。在围观者的哄笑声中，他调皮地冲周围的同学扮了个鬼脸，又一溜烟似地冲到球场中间去了……而那些高年级的女生，则率先穿出了花红柳绿的裙子，羞答答地走在明晃晃的太阳光里，裙裾随着浅浅的脚步摇来曳去，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亮丽感。
春暖花开时节，我还是说一说春风文学社吧。
提及六中，就不能不提及春风文学社。
春风文学社于1983年创办。经过六年多发展，现在已有近百名社员，还拥有自己主办的手刻油印社刊《晨晖》（月刊）。开始，我也曾试着向《晨晖》投了几篇稿子，不想竟有一两篇被发表在了散文栏里（现在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呢）。不久，我即顺利地加入了文学社，并被任命为驻八八九班特派员。
同时被任命的还有一位女生特派员——聂晓兰。
由于我和聂晓兰同时具备了特派员的身份，八八九班“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便首先被我们打破了。由于现任文学社社长晁亚楠发布活动通知时，总喜欢先传达给女同胞，所以聂晓兰便自然做了社长的传话筒：
“喂，刘、刘宏均同学，课外活动时，到咱文学社开会。”
每一次聂晓兰转过身通知我时，总是声音低低的，怯怯的，像揣了只小兔子似的。
如是几回公式般的交往，本班两个板报组的成员便似乎直接受到了“启蒙”：先是由以往对彼此的斜视而转为平视，再递进为略有往来，接着两个板报组竟化干戈为玉帛，合二为一了；再后来，前男组的板书赵兵，竟然开始同前女组的一位女生神神秘秘地交往起来，大有闯进“禁区”的嫌疑。
这应是我和聂晓兰所起的作用。
不过，从心里，我还是对女生聂晓兰有一种说不清的敬畏。
六月初，因高二年级即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八七一班的文学社社长晁亚楠，在一次社会上提出了辞去职务的请求。离任前，他建议由我们八八届的社员组织竞选，选出新一任社长。这是文学社自成立以来遵循的惯例。作为文学社指导员，我们的语文老师黄永民先生和其他几位语文老师，被学校任命为社长竞选的评委。
我稍作权衡，立即向评委团报了名。
两星期后，经过民意调查及现场答辩，我有幸进入了决赛。
进入最后竞选阶段的共两名同学。
巧合的是，另外一名竟然是与我同班的聂晓兰。
对于她的出现，我虽然感到很吃惊，但是仔细想一想，又觉得这是一个意料中的巧合。
事后，我想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竞选的最后阶段，应一半靠的是自己还算硬实的笔杆子和比较好的口才，另一半，则完全凭借自己在文学社内有许多“狐朋狗友”的支持。而聂晓兰能够顺利进入最后阶段，则应完全凭借她几乎在每期《晨晖》都有作品被刊发，且散文《家乡的风》曾荣获“首届‘晨晖杯’征文大赛”特等奖这一强大优势。虽然腼腆的她并不善于演讲与辩论，不过，这或许并不影响她一直拥有高高的支持率。
这样看来，聂晓兰似乎比我更有优势。但是，这一次，我暗暗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战胜她。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
然而，正当我为争夺社长一职，而准备拼全力做最后冲刺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出乎我意料的事。一天晚自习，黄老师突然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
“我说宏均同学呀，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你们文学社社长的竞选活动已经尘埃落定。恭喜你呀，你已经当选为新一任社长了！”我刚一进门，黄老师即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笑容满面地说道。
我感到非常吃惊，不解地望着他。
“竞选活动到今天已‘胜利’结束（他把‘胜利’两个字说得特别重），你已经当选啦！”
“那，聂晓兰呢？最后竞选的程序不是还没进行吗？”我赶忙问道。
“哦，那个聂晓兰同学呀，她刚刚向我们提出了退选的请求。”黄老师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有点遗憾地说道。
聂晓兰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退出呢？我实在弄不明白。
不过，她的退出，对于我来说毕竟是件天大的好事。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
“那个聂晓兰同学真奇怪，她说她在好多方面都不如你，她认为只有你才是文学社最合适的社长人选……”黄老师慢慢地说道。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四
我就这样顺利地当选了春风文学社八八届的社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上任的第一件事，是郑重地邀请聂晓兰担任社刊新一任总编，八八四班的张亭浩（他的诗歌写得非常好，现在已经在学校小有名气）担任副总编，迅速组建了文学社新一届领导班子；第二件事，是召开了一次由全体社员参加的整风大会。大会上，我们广泛征取了社员们的意见，修改并完善了文学社章程。严明纪律，突出依法治社；第三件事，是极力为文学社拓展外交空间，以加强同本地兄弟文学社之间的交流学习：在我们频频地“出访”下，一中的清璞文学社、四中的梅花文学社以及五中的明星文学社等，都曾一度成为“春风”笑眯眯的盟友呢。
今朝默默小小草，它日飞歌上九重。
借助黄永民老师为文学社的这一句题词，在心里，我扪为“春风”设计了一个无比灿烂的未来。我真心地希望它能健康地生长，灿烂地开花，丰硕地结果。呵，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愿望是否一个梦。
六月中旬，几经努力，我们终于刻印出了自己的第一期《晨晖》（总第六十期）社刊。北国风（诗歌专栏）、芳草苑（散文专栏）、晓月湾（小说专栏）……丰富的专栏，精彩的文章，娟秀而清晰的手刻字体，精致而优美的插图：这是一期成果颇为丰硕的社刊。
尤其那别具一格的封面：辽阔的天空飘着几缕淡淡的云，那几缕淡淡的云正烘托着一弯如镰刀似的月芽。而月光的下面，汹涌着层层波浪的大海上，一只鼓鼓地张着帆的小船，似乎正朝东方破浪疾行……
这是来自八八一班的美术编辑王晶晶的创意。
现在，我不得不暂驻自己的思路，重点介绍一下《晨晖》的美术编辑王晶晶了。
王晶晶是那种与聂晓兰截然不同的女生。她的性格活泼开朗，直爽又热情。她常留着小子头，苹果般圆圆的脸蛋上，一笑就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喜欢穿牛仔服，正宗苹果牌的。在六中，能穿得起名牌衣服的同学可谓凤毛麟角。同绝大多数同学相比，王晶晶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她的父亲是本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大款”，现正在市区同别人一起做房地产，据说生意红火得很。
经常穿一身牛仔服留着小子头的王晶晶，会跳城里流行的慢三、快四，还会跳霹雳舞。凡学校组织的文艺联欢会的舞台上，总会出现她的身影，而且每次她的舞姿总会倾倒一大片。
王晶晶经常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座位前：“哎，我说刘大社长呀，快要出《晨晖》了吧？”
每次出《晨晖》前夕，她总是一阵风似地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教室的门口：“哎，那个（王）国栋老兄呀，你可要仔细点看稿子，不要再出现错别字了啊！”“哎，那个李虹姐呀，你一定要多选两篇小小说啊！”“哎，那个……”
《晨晖》的美术编辑王晶晶，就这样活跃在春风文学社的舞台上。有了她，文学社便永远不会寂寞。
第二期《晨晖》出刊后，我与一向腼腆的聂晓兰，终于有了一次正式交谈。
那是一个午后，因有许多作业要做，一吃过午饭，我便早早地进了教室。空荡荡的教室里，有一位女生正伏在桌子上看书。是聂晓兰。
我不好意思地同她打招呼，并问她看的是什么书。
她抬起了头，冲我微微一笑，扬了扬手中的书本。
是《雨季不再来》（台湾作家三毛著）。
“你也喜欢三毛的散文？”我不禁好奇道。
她点了点头：“嗯，蛮喜欢的。《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还有《哭泣的骆驼》，我都读了。不过，我只喜欢三毛的文笔。她的文笔好美，好感人！”
“为什么只欣赏她的语言风格呢？”我又一次好奇道。那时候，三毛可是我最崇拜的台湾作家。
她看了看我，轻轻把《雨季不再来》放在桌子上，摇了摇头：“我不喜欢三毛，她恁轻易地选择了自尽（其时，台湾作家三毛刚自杀不久），也忒脆弱了。”
我对聂晓兰的观点不敢苟同。
我摇了摇头：“你怎么会认为三毛脆弱呢？她可是一个挺坚强的人啊。”
她看看我，摇了摇头。
“她确实挺坚强，”见她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列出了自己的“论据”，“你看，走过那么多地方，经历那么多坎坷，三毛不是一直都在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么？只是由于现实太残酷了，当她追求的一切开始相继毁灭，特别是荷西意外去世后，它才对生活彻底产生了绝望。不过，她这样选择自杀，勇敢地面对死亡，我倒觉得挺坚强的！”
聂晓兰看了看我，再次摇了摇头：“现实，每个人总要去面对的。不过，关键是怎样去面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勇敢地活下去，比勇敢地去死要更加勇敢！”
她轻轻地合上书本，好象是对我，又好象是自言自语道：“我决不会去做三毛。我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家乡去，一定在那大片的沙地上栽上枣树——大片大片的枣树。
“对了，你信不信，我还有一个野心呢：将来，我一定要进行深入研究，争取培植出能够抗风沙、固流土、多结果的枣树新品种，把我们那里的万亩黄沙，全都变成甜甜的枣乡……”
我吃惊地望着大眼睛里似乎正迸射出火花的聂晓兰，说不出一句话。
我第一次发现，沉默而腼腆的聂晓兰，是如此美丽。
五
此后，我们又组织了文学社首届作者笔会、第三届“晨晖杯”征文大赛等活动。
一天下午，一向对各种消息颇为灵通的团支书马志伟，突然神秘地找到我，低声冲我道：“今天午饭后，我去北关买东西时，你猜我碰见了谁？”
我对团支书的在县城大街上碰见了谁这类话题不甚有兴趣。我看了看他，没有吱声。
见我对这一消息不感兴趣，他便左右看了看，弯下腰凑近我的耳朵：“是你们文学社的！我看见一班的王晶晶跟四班的张亭浩在一起逛街。看那样子，好像……”
我吃了一吓。但旋即又摇了摇头。
我对团支书的推测半信半疑。
我们的诗人，难道竟然与小天使真的闯进了“禁区”？
哦，我记得你，张亭浩。你的家境本来就不富裕，更不幸的是，你的父亲前年因惨遭车祸而去世（肇事司机当场驾车逃逸），而且你还有两个读初中的妹妹。然而，即使这样，你的母亲还是硬向亲戚邻居们东拼西凑，借了学费来，供你来六中读书。你常常说你母亲对你的期望很单薄，单薄得近乎专制：“亭浩，你可一定要出人头地，给咱们家争一口气呀！”
张亭浩噙着泪点了点头。
衣着十分朴素的张亭浩开始了勤奋学习。
他是我们六中学习最为勤奋的同学。自高一入学以来，几乎每一个拂晓，我们起床后只要一抬头，隔着宿舍的窗户，就会发现南面教学楼三层八八四班的教室里，早已经亮起昏黄的灯光。昏黄的灯光中，有一个伏案学习的瘦瘦的身影，几乎正一动不动地地“印”在窗玻璃上。
那一定是张亭浩。
或许常常熬夜和早起与煤油灯接触“过密”的缘故，早就架上了厚厚近视镜的张亭浩的眼圈经常暗暗的，有时甚至是黑黑的。再加上因经常顾不上打理而一任鸡窝一样乱蓬蓬地长着的头发，有着近一米八个头的他，那模样，看上去总是有些吓人。张亭浩的总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语文成绩尤为突出。他经常对我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诗人，象徐志摩、顾城和北岛那样的大诗人。近视得很厉害又眼圈暗暗的他，常常从自己的桌屉里搬出足有一尺多高的线装三十二开作业本让我看：那每一页的上面，都密麻麻地挤满了“豆腐块儿”。
那是一片浩瀚的诗海。
他拥有好几支漂亮的钢笔。那是他在县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品时，电台发给他的“稿费”。
我祝愿他美梦成真。
与我们许多人想比，他把学习成绩看得非常重要，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而此时却对文学做着一个十分浪漫的梦，这一点，即使到现在，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而让我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一向沉默寡言的他竟然和王晶晶……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追究起来，或许还是我和聂晓兰间接地做了他们的红娘呢。
倘这件事是真的，我想他们开始误入“歧途”的时间，应该可以追溯到出第一期《晨晖》前夕。一天，课外活动时，美术编辑王晶晶因为对封底的设计方案拿不定主意而来找我商量，当时我正忙着修改一篇稿子，就向前指了一下：“你去找主编吧”。没想到，正低头审稿子的聂晓兰也冲她摇了摇头，伸出四个手指朝西边一指——结果，王晶晶就一阵风似地直奔了西面的八八四班。
副总编与美术编辑很快就谈妥了第一期《晨晖》封底的设计方案，待谈妥了封底后，两个人便不由自主地聊起了文学社；聊着聊着，不知怎的便谈起了文学，又谈起了人生……他们俩的工作谈话，据我所知，可以说创造了六中历史上男女生对话时间的最长记录。
而且，这些天，我有好几次都看到学习优等生兼诗人张亭浩有些神经兮兮的，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团支书的推测或许是准确的。
只是天真的王晶晶在某个课外动活时间，仍会冷不丁地跑到我的座位前：“哎，我说刘大社长呀，快要出《晨晖》了吧？”
六
向我提出同一问题的，还有本班的女生吴海燕。
吴海燕不是文学社社员，却经常拿了自己写的作文让我看。她说她虽然不擅长写作，却很崇敬（我疑心她这里用的是“佩服”意）我们文学社这帮子人：有活力，有朝气，活得蛮风光呢！只是不通入门途径，写的东西太小学生作文化了，死板得很，没灵性。
那时侯我手头正缺课外书，她便欣欣然地到处借了《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给我看。当然不会让我白看。“你得传授俺一些写作秘诀儿，”吴海燕冲我郑重地说道：“这叫做平等买卖（交换），各获其利！”
我欣然允诺。
那时侯，在课外活动的闲暇，我经常向女娃娃样的吴海燕大谈所谓的文学创作。我常常是海阔天空地信口开河而去，说得连自己都云山雾沼不知所云时，攥着自己垂在胸前那条长长麻花辫的吴海燕，瞪大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呀，文学殿堂内有这么多的机关，好神秘嘞！”
吴海燕的创作并没有因为我的传授而发生质的飞跃，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起来。呵，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我曾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朋友而感到深深的幸福。谢谢你，我的朋友。
七
日子就这样在似梦非梦间匆匆而过。这期间究竟刮了几次风，下了几场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窗前那一排法桐又一次泛出浓浓的绿意了，校园里那些不知名的小花又一次开始凋落了。
一天下午，坐在我前面的聂晓兰突然转过身，声音有些嘶哑地冲我低声说道：“宏均同学，你，你让张若亭做总编吧。明天，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愣了一下，疑惑地望着她。
“我，我要退学了。”
她用力咬了咬嘴唇，慢慢地低下头：“前天，俺爹在建筑队干活时，从五楼脚手架上不小心摔下来，双腿，双腿——摔断了！俺娘早就得了严重偏瘫，家里全靠……”
我望了望眼睛里似乎闪着泪花的聂晓兰，张了张嘴，很想说些什么安慰她。但是，此时，我的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事情来得是这样突然。望着伏在课桌上似乎在低低哭泣的聂晓兰，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突然重重地向我袭来。
聂晓兰退学后不久，我们即进入了毕业班。次年高招，我们这一届几乎全军覆没——绝大部分同学均未能考上。这当中竟然也包括学习最刻苦的张亭浩：他竟然仅仅以九分之差，而与大学无缘。
而我却十分幸运地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且大学毕业后，又在南方谋得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并在那里安了家。
一晃三年。我很少回清丰。
一晃又三年。我再也没回过清丰。
……
世事若浮云，岁月荏苒过。只是在某个静静的深夜，某个梦醒时分，我依旧会想起清丰六中，想起春风文学社。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办事时，在濮阳市区偶然遇到了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黄永民先生。十多年不见，意外地异地相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惊喜。黄老师面容比以前更黑更瘦，显得苍老了很多。他蹬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车上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迫不及待地向他问起了清丰六中，问起了春风文学社。
黄老师的目光里掠过一丝黯然：“咱六中？——前年就被教育局解散了！唉，这不是，我现在正在（清丰）城关摆摊儿卖衣服。这是刚从（濮阳）老城进的货。”他用手指了指三轮车上那个鼓鼓的大编织袋。
我怔了一下，呆在了那里。
“你们的文学社，早在九七年就由于学校资金紧张等问题停办啦。”黄老师燃着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很是惋惜地说。
我更加吃惊，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那，您还知不知道八八届社员毕业后的一些情况？”呆立了很久，我再一次盯着黄老师。
“哦，让我好好想一想，”黄老师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一拍自己脑门儿，“对了，还真能记起几个来：那个字写得很好的叫什么兵（赵兵）的同学，在学校复习了一年，考上了河师大；有个小说写得挺好的叫李虹的同学，回家后搞起了食用菌栽培，现在可是咱县里大名鼎鼎的致富女状元！对了，还有个叫王国栋的，毕业后参了军，在部队考上了军校，听说现在是一名军衔儿已经晋升到什么尉的军官了……”
“对了，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黄老师抬头看了看我，目光里倏然掠过一丝黯然，“你还记得你们文学社那个叫张亭浩的同学不——学习非常勤奋、写了很多诗的那个男生？”
我点点头，心底突然莫名其妙地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出事了……”黄老师声音很低道。
“张亭浩出了什么事？”我吃惊道。
“唉，早在几年前，他就死啦。”
我感到自己的头懵的一下。
“唉，”黄老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燃起一支烟：
“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吧，我也是听你们那届的几个同学说的。唉，他的死跟一个叫王晶晶的女生有一定关系：听说那个叫王晶晶的女生一直喜欢张亭浩，一直在主动追他。而张亭浩也挺喜欢对方的。不过，为了学习，他一直没答应对方。这一点，亭浩同学做得非常理智。
“直到毕业一年后，他们才确立了关系。那一年，王晶晶和张亭浩都没能考上。这件事，你应该知道的。落榜后，张亭浩又复习了一年。可是，你说奇怪不奇怪，上一次，张亭浩的高考成绩仅仅因为九分之差没被录取；可是努力复习了一年后，这次，他的成绩竟然只差三分就能达到（专科）分数线！只差三分，唉，太可惜啦，造化弄人那!
“毕业后，张亭浩和王晶晶仍然保持着密切来往。但是，王晶晶的家长说什么也不同意闺女同张亭浩来往：他们嫌他家穷，打算在市里为女儿物色一个能匹配得上她的对象。不过，正同张亭浩谈得火热的王晶晶则坚决不答应……”
公历一九九五年秋天，在又一次同父母发生了激烈争吵后，倔强的王晶晶毅然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王晶晶和张亭浩“私奔”了。
他们跑到山西西部的吕梁地区，在一个偏僻的矿山下安了一个小家。
张亭浩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和那些外地民工一起往一个铁矿背石块。
半年后的一天中午，正当张亭浩采石的时候，突然，一个哑炮在他的脚下“轰”地炸响了……
后来，他的妻子王晶晶在乱石堆里扒啊，扒啊，才找到了他残缺的遗体和一本叫《那岸的月光》的粘满血迹的手抄诗集。
王晶晶疯了。
疯了的王晶晶，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吕梁那个矿山。她经常光着脚，在张亭浩生前采石的那片山坡上，低头仔细地寻找着什么。每次找了好久好久之后，便停下来，面对着远处起伏的群山，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诵着张亭浩写给她的一首名叫《萤火》的诗：
“呵，心爱的
这个春天
渡过千万双眼睛的海洋
我终于
看到了你的眼睛
看啊
所有的星星都在沉睡
都在沉睡
穿过荆棘的森林
握一粒萤火的光
在春天的最深处
我们重逢
……”
呵，我不知道死去的张亭浩，是否能听到她心爱的妻子奉献给他的如此优美的歌唱，我不知道他能否在那另一个世界里一圆他的诗人梦，我更不知道疯了的王晶晶，是否还会冷不丁地出现在我面前：
“哎，我说刘大社长呀，快要出《晨晖》了吧？”
八
时间仍这么匆匆地过。
春来了，春又去了。
花开了，花又落了。
今年春三月，我和几个朋友到广州出差。公事办完，尚余一些时间，便一齐逛到了风华路。
已是黄昏，天正下着小雨。本来不宽的街道上行人更是稀少，一片寥落。
路过一家美容店，突然有位年轻的姑娘笑盈盈地跑出来，向我们低声招呼道：“先生们要消费吗？洗脚，按摩，本店服务绝对周到，绝对保您满意，绝对……”
声音有些熟悉，抬头望去，我不禁目瞪口呆：
是聂晓兰。
天空依然淅沥着小雨。凉凉的雨丝斜斜地飘洒着，似乎突然一直落到我的眼里、心里去。
额头高高的聂晓兰散起波浪般的长发，涂着猩红的唇膏，穿着前胸开得很低的那种裙子……一见我，她很吃了一惊，脸色霎时变得一片刷白。
不过，她低头犹豫了一下，旋即便款款地走到我面前：“你好，刘先生。”
我无声地望着漫天的雨，仿佛觉得那斜斜的凉凉的雨丝，正轻轻地落到我的眼里、心里去。
远处，隐隐约约地随风传来一阵歌声：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说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
呵，一切的一切，距我，已是如此遥远。
似梦非梦，终究还是梦。
似水流年，又是一个春暮。
二零零三年春初稿于河南濮阳
二零一四年夏修改于浙江乐清
